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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组织起军队来维持去场的秩序,目的是在解决—些十分重要的问题。

    在那个时候.我党还没有党徵和党旗。

    这种的标识缺乏了,这不不仅在当时是不便,就是将来也是不便的;因为既没有方法去表明党籍,而且将来我党的国际主义的党员斗争也没法来区别的。

    我在幼年时代,曾由感情上去观察,知道这类的标记,能够影响到我们的心理,所以就认为标记是十分重要的。

    在大战以后,我曾参加过柏林皇宫前的马克斯主义的民众示威运动。

    一幅幅的红旗,一条条的红领巾,以及一朵朵的红花,在空气巾自由飘荡显示了十二万参加大会的群众的声势。

    我深切的知道这种伟大而庄严的气象,确有感动局外人的一种魔力。

    在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政党,并没有世界的观念,所以并没有党旗。

    因为他们的党是由一些“爱国份子”所组成的,所以他们就用帝国的国旅,

    黑白红三包的旧帝国的国旗,现在已被那些所谓“民族的小资产阶级”各政党采用为党旗。

    德国的国旗,不足以作为我党的象征,因为他所代表的德国。在将来或许要受尽耻辱,被马克斯主义所克服;而我党的运动,则在消灭马克斯主义,所以我们不该去沿用旧的德国的国旗。

    现在虽然还有不少的德国人他们念及旧国旗的全盛时代,而且因为他们会在这国旗下作战,亲眼见别无数的生命死在这旗下,因此对之就和出了敬爱之心;可是照未来的奋斗来说,这旗是一无价值的。

    这就是人们民族社会党认为旧国旗不能象征我们特殊的目的的唯一理由。

    因为我们的志愿,并不在恢复污点很多的旧帝国,而是在建设一个有新精神的新国家。

    我们现在所做的运动,既是本着这意思去和马克斯主义斗.那么,党旗上自然应有代表新国家的象征。

    我自己每想要保存旧旗的国黑、白、红三色经过了多少次的试验以后,我便决定上最后形式:我党的党旗是在工祀之中有一个白圆,圆中再画上一个黑色的卐字。

    再经过了多少次详细研究。

    便决定旗和圆间的适当比例,以及卐的形式和粗细;这旗一直沿用到现在,不曾有了更改。

    不久维持秩序的军队,也就制成了同样的臂带一红地,白圆,中有黑卐字。

    一九二○的夏天,新党旗初次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现。

    经过了二年,吾党同志,已经有了几千了,于是组织人数人多的挺进队(sturmanbteilunb);这种为新世界奋斗的武力组织,应该有胜利的特殊的象征,一就是军旗。

    在那时候的慕尼黑,除马克斯主义的共产党外,不再有其他的党能够像我党的书籍来举行大示威运动一民族主义派的政党,那是更不足道了。慕泥黑的景德酒店,可以容纳下五千人。每当我党集会的时候,拥挤不堪;所以我们常在找寻其他更大的场所。我们不曾集会的会堂,只有克罗纳戏院(circuskrone)一处地方而已。

    一九二一年一月底,德国人的心里大感到不安。因为巴黎和约,依伦敦最后通牒的方式迫我国承认,照此和约德国应付赔款二干二百六十万万金马克。一天一天的过去,这个惊人的事件德国竟没有一个大的政党来加以注意,就是所谓民族主义各党的联合会,他们虽然没有示威的计划。可是也没有决定的日期。

    二月一日,这天是星期二,我要求该会决定日期,可是,我的要求被延到星期三。我再询问这一天大会是不是举行,到底什么时候举行,给我的答复仍然是游移不定;不过说他们要邀集各团体在下星期三举行示威运动。

    到了这个时候,我已经是忍无可忍,所以决定自己起来负责领导示威运动,反对和约。在星期三中午,我就令人于十分钟之内写齐了标语,而且租定克罗纳戏院作为明天开会的会场。

    在当时,这件事是一个惊人的冒险。因为在这样的一广大的会场之中,是否能够有相当的听众?我党的党员,能不能把这广大的会场填满?这确实是一个疑问;而且大会还有受人破坏的忧虑。不过我确切知道,一如果这一次失败的话,那我党将灰的长期奋斗中也必陷于不利。

    我们尽一天之内去把标语贴好,可是,不幸,星期四的早晨就降雨,我十分的担扰,担忧着听众决不愿冒雨前来赴会,而愿安居家中;且这一次的开会说不定要发生恶斗惨杀的暴动。

    星期四那一天,我雇了运货汽车两辆完全围着红色,上面插了党旗;每一辆车上裁着党员十五至二十人,满街驰骋散发传单,作为在晚上举行群众大会的宣传。

    除了马克斯党主义的共产党外,其他的党用了汽车插旗而驰骋于街上的这还是创举。

    我一走进会堂,立即就感到一种欣慰,这欣慰是和前一年在何夫布莱好士会堂第一集会时所感到一样。

    当我从人群挤入登堂的时候。

    我才知道了我党胜利的全部情形。

    因为在目前的会场上,已经被千万的听众所塞满了。

    我的讲题是“前进或灭亡。”我一直演讲了二小时半。

    在最初的半小时以且,我就感到这一次大会,一定要获得巨大的效果,事实上确也是如此.

    小资产阶级的报纸,说这一次的示威不过是一些“民族主义“的性质;这种报纸依了它向来的平稳的态度,把发起人名字都略而不提。

    从一九二一年第一次举行了这种大会以后,我们在慕尼黑集会的次数,也就越来越多。

    我们每星期的开会不止一次,有时是两次;在仲夏和中秋的时候,我们每星期竟开大会三次,

    我们在这时候常在克罗纳戏院集会,差不多每晚都有良好的成绩,这是足堪自慰的。

    因此,加入我党的人数也就一天多一天了。

    我们有着这样的成功.敌党看了当然不为甘心坐视的。

    所以他们决定从事最后的努力,用恐怖的手段来阻止我党的集会。

    过了几天,他们知道我们在那一天要在什么地方开会了,他们便首先发难。

    因此,我赴何夫布莱好士会场的大会讲演,他们便把这会场作为袭击之地。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四日,在晚上六点钟到七点钟的时候,就得一个正式的报告,说他们要用断然的手段来破坏我们的大会。

    这种消息,我们不能早一些探悉,真可以说是不幸。

    在那天,我们已从斯安克儿巷(sterneckersaasse)的光荣的旧办公处逛了出去,但是还不等逛入新的办公处,因为新的办公处尚未完工的缘故。

    结果,我们只有四十六名势力薄弱的卫队在维持会场秩序;突然警报来了,我们无法于一小时内召集到充分的援兵。

    我走进大门的时候是七时四时十五分钟。

    我一看情形,立刻就知道必定有变故要发生了。

    那时在会场里人山人海,万头攒动,警察正在阻止后来的人入场。

    因为敌人进场很早,大家都聚在会场内;而我党同志,却反而大都徘徊在门外。

    少数的卫队,他们在会场前应侯着我。

    我立刻命令把前厅到会场的门关起来,并召集这四十五人(或许是四十六人)前来听受命令。

    我对他们说明;今夜是我们第一次实践的试验,我们忠心于本党的运动,就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的。

    我们誓不退出会场,除非是死了以后舁出去。

    我无论如何不会相信你们在患难的时候会弃我而走的。

    如果我见到有形似懦夫的人,我便亲自去摘下他的臂带和徽章。

    于是人再使命令他们当敌人发出破坏大会的信号的时候,应该立刻冲前去奋斗,但是必须牢记着自卫的方法最好是进攻。

    我的话受到了他们三次的高声欢呼,这欢呼声的勇猛热烈,在为空前所未有的。

    于是。我是走进会场去,眼见到当时的情景。

    那些敌人大家并肩而坐,大家怒目的向我看。

    还有无数的人,大家都转过头向我作一种愤恨的仇视,那种态度真是咄咄逼人;还有人做出一种高声怪叫,一切丑态真是不一而足。

    因为敌人知道了他们的实力较强,所以有必操胜算的自信的那种感觉。

    那时可以宣布开会,我便登台去演讲。

    大约我讲到一点半钟以后。

    敌人就发出他们捣乱的信号来了。

    于是有几个起来怪声怒叫,一个突然跳上椅子,大呼“自由”跟了他的呼声,那些“自由”的战士便开始行动了。

    不过几秒钟内,全场哗然大乱,头上的瓶孟乱飞,椅脚折断了。玻璃击声碎了。狂呼怒号的声音像是大风雨,全场完全陷入狂暴中了。

    我仍旧鹄立在原处,就注视着我们的活泼青年同志的行动。

    当敌人骚动正待要发作的时候我党的挺进队便奋身而向敌人进攻。

    挺进队的名称,实在是从这里来的。

    他们个个都勇猛得像狼一样,每十个人或八个人为一组屡次向敌人的队中猛冲进,把敌人完全驱逐出会场外面去。

    过了五分钟,我们的队员没有一个不是血流满面的。

    到了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他们的品质了。

    那位英武的穆列斯·罕斯人(mauricehess)他现在做着我的私人秘书,以及其他的同志,没有一个不奋勇进攻,只要能够支持下不倒即使身负重伤,仍是力战不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