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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大战之后,哈普堡斯皇室已经有具备了最后的决心,逐渐来铲除危险的日耳曼民族——这确是一种新斯拉夫政策的目的,——于是全国并起了革命,决意抵抗到底,这是近代日耳史上所未曾有过的先例。

    这样具有爱国思想的热心者,便一变百为乱党了。

    ——这些乱党,他并不背判国家本身,是背判—种政府的制度;因为他们深信这种制度,是必定会毁灭民族的特性的。

    在晚近的日耳曼的历史中,能够判别出对于皇朝的忠诚以及对于祖国和民族爱护,这还是第一次。

    我们必须知道,人类的生存的最高目的,并不在维持一个国家或是一个政府,而是在保存其民族的特性。

    人类的权利,实在高于国家的权利。

    一个民族,假如因为人类的权利而起来奋斗,即使遭是到了失入,以致不能立足于世界,这是他的命运不佳的缘故,要是一个人百不能为他自己的生命作奋斗,那么,公正的上天,早已注定了他的末日了。

    怯懦民族,在这世界上是不配生存的。

    凡是有关于汛日耳曼运动的兴趣和衰落,以及基督教社会主义党的惊人的猛进,这都是我研究的目标,而且对我具有深切的意义的。

    我首称对两个人研究,这两个人可以说是这两种运动首创者和领袖,就是乔治薛耐雷(georgvonschoerer)和卡尔·吕格勒博士(dr·karllueger。)

    这两个人都是超出国会中的一般议员之上的,虽然他们处在恶浊的政界中,然而他们的生活依然能够保持着清白而不起腐化。

    我起初虽然也表同情于凡日耳曼派的乔治薛耐雷,但是后来便慢慢地情于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党的领实了。

    我当把他们两个人的能力,来加以比较,觉得薛氏对于基本问题心乎是一个比较优良坚定的思想家,他料定奥国的结局,实在比了任何人更为清楚正确。

    他对于哈普斯堡皇室的警告,假如被采纳的话,那么,德意志的和全欧对抗的惨祸,当然不致发生了。

    这类问题的内部,薛氏是认识清楚的,但是对于为人类本持的见解,那就有着谬误的见解了。

    这一点,便是吕氏的优点。

    吕氏的认识人本领实是罕见的,他的观察也不致有着过分的损失.

    所以他深悉人生中实际的可能的事。

    薛氏对于这点,那就了解得很浅。一切凡日耳曼的运动,他们的思想,在理论上都正确的,但是,缺乏了力量和了解,所以传播其理论上的知识,不能应用一定的方式,使民众易于明白,因为民众的了解力是极有限的。

    为了这样的缘故,一切的知识,便成为是一种先知的智慧,绝无实现的可能了。

    资产阶级的奋斗力是十分有限的,可惜薛氏对于这一点不大明白。

    因为资产阶级为了他自己的经济地位的缘故,每个人都恐蒙受一种损失,所以他们的行动逐相当的受到了阻得。

    薛氏对于下层社会的重要性缺逐深切的了解,这实在是他对社会问题的凶识浅陋的缘故。

    在吕氏,这恰好和薛氏相反。

    他十分明白现在上层的资产阶级的奋斗力是极薄弱的,在一个伟大的新运动之中是决获得胜利。

    因此他就准备利用一切现有的力量,联络强大的现存的组织,使他能运动。

    众这种旧有的力量去获取最大的利益。

    吕氏的新党,最初是把行将崩溃的中等阶级作为基础,因此他就获得了一班极难动摇的党徒,他们既能受极大的牺牲,又能作坚决的奋斗。

    他又善于联比利时天主教会,他这种聪明的举动,终于获得了青年牧量的对他的赞助。

    于是旧教士党(clerialparty)只得被迫而退出竞争的政治舞台,其中比较明达的,或许竟也来加入新党,以期慢慢地再恢复他的地位。

    如果我们把上面的所述,认为是吕氏的唯一优点,这对于他的判断就失了公平。

    因为他不仅具有一个伟大的军事家的特长,而且还是一个真正奋发有为的改革家,不过他能够十分明白事要的可能性,以及他自己的本身力量,所以能够有所限制。

    吕氏所抱的目的十分切实。

    他想抓住王国的心腹——维也纳。针后再把残余的生命,由这心腹而侵入行将灭亡的衰老帝国台湾省。

    如果心脏是健全的,那么,身体各部分,自然能够恢复的。

    这种观念,在原则上是很正确的,但是,要见之于实行那就受到了限制。

    这些,确实是吕氏的弱点。他做市长时成线,无疑地可以永垂不朽,然而时候太晚,他已不能挽救这个王国了。

    他的政敌薛耐雷对于这一点是比较他看得清楚的。

    总说一句,凡是吕氏所做扔事,大都获得了异常的成功;但是他所希望的事那便完全成了泡影。

    薛氏对于他的志愿完全不能实行,而且不幸得很,凡是一切他所恐惧的,大都又在这可怕地状态之中一一地实现了。

    因此,他们两都不能达到他们的远大的目的。

    吕氏并不能够拯救了奥地利但薛氏也未能防止了日耳曼民族的衰颓。

    我们现在不研究这两党的失败的原因,这是能够给予我们很多的益处的,因为照今日的情形看来,和当时有许多地方颇相类似,可以给我们做错镜,不再去蹈吕薛两氏的覆辙了。

    凡日耳曼运动所遭是的厄运,就是上于开始的时候,不知道获得民众的依附信仰。

    这运动慢慢地趋向于资产阶级化了;在表面上仍是很尊严,但内中仍属很激烈的。

    当凡日耳曼运动最初兴起的时候,日耳曼民族在奥国的地位已经是隐在绝境之中。

    后来年复一年,对于逐渐地消灭日耳曼民族的政策,国会愈加默认了。

    现在,我们想要挽救,唯一的希望,便在取消国会,然而这事的希望又是很小的。

    主日耳曼运动者也会加入过国会,可是,大都失入而退出了。

    他们在国会中发言,不但不能日凶其重要,反而竞日见共不重要了。

    因为,他们的演说,仅能于立场的听众或尽在报纸上接受他们的言论的一小部人的人。

    但是,最大的场所,给听众最为直接的接触的,并不是国会的议事厅;倒是群众大会;因为在群众在会之中,到会的人常以数千计,而且都是听演说而来的。

    反之,出席于国会议事厅的人,不过区区的数百人而已。

    而且这区区的数百人之中,多半是为领议员薪金而来的,并不是要一听人民代表的高论。

    在这种场所演说,枉费工夫,毫无成就,政权可说是对牛弹琴。这是已往的事实。

    凡日耳曼派的议员,虽然力竭声嘶的演说,可是听者藐藐,仍无征效。

    报章上对于这种演说,或是全然置之不理,或竟是大为删改。致其文气——甚至其意义——也被领到错位,或竞完全消失了。

    这种新运动的目的,仅仅使民众得到了一个最不良的印象罢了。

    各议员的言论的重要点,并不在言论的本身;而在言论对于读者所发生的印象。

    现在演说词既被割裂,那读者所得,仅仅是其中的一片断,(他们的用意就是如此),只能产生出一种毫无意义的印象。

    所以,只要看一直他们所会演说的地方,不过只有区区的五百个听众,我们就这一点便可以明白了,但是,还有更糟的在后面呢!

    倘使凡日耳曼运动,能够一开始就认清了这种问题不是在组织一个新党,而是在形成一种人生观,那么这是可以有胜利的希望的。

    因为只有这种新人生观,才能唤起了内在的力量,实行奋斗的到底。

    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最优秀的最勇敢的人始能有望。

    倘使为一种世界制度而努力奋斗,指导者不能是英雄地牺牲一切,那么,在短时期内,要想觉得一班敢死的战士,这实在是不可能。

    因为仅仅为了他个人而奋斗,便不会再有余力去顾到大众了。

    主日耳曼运动和天主教会的击突。很明显的,实在是由于不了解人民的心理的缘故,这可以说是击突的唯一的解释。

    把捷克人委派到各区台湾省当牧师,这便是实使奥地利变成斯拉夫国家的方法的一种。

    这方法就是委派捷克人做牧量,到纯粹的日耳曼的教区去传教。

    因为这种牧师他们视捷克民族的利益在教育利益之上,所以他们就会成为破坏日耳曼民族化的运动的核心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日耳曼人的牧师,便完全受到了失入。他们不但不能为日耳曼民族而奋斗,并且还不能抵抗对方的攻击。

    这样,日耳曼民族,一方因这教权的滥用,一方因为抵抗力的薄弱,于是便慢慢地屈服了。

    薛耐雷作事,他是从不有始无终的,他们实行的和教会奋斗,这是实因深信唯有这种的奋斗,才可以拯救了日耳曼的民族。

    “脱离罗马教会”的运动,好像是最困难,但又最有力的攻占方式,其结果势必把敌人的堡寨与以破毁。

    假使能够成功的话,那么,日耳曼民族的不幸的宗教分裂,便可以永远解决了。

    这样的一种胜利,对于帝国及日耳曼民族的内部实力是有着巨大的利益的,可惜他对于这个奋斗的主张和推论,大都是不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