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义的,对于影响日耳曼民族的一切问题,日耳曼人的天主教牧量,他们的抵抗力实在不及非日耳曼人的牧师,尤不及捷克人。
捷克的牧师,以主观来对待他们自己的民族而以客观来对待教会;日耳曼牧的热心于教会,实在是主观的,对待日耳曼民族,即反属客观了。
现在试把我国的官吏阶级,对于一个民族复兴运动所取决的态度,与任何其他民族的官吏在样的情形下所以决的态度。来比较一下,我们怎能够设想世界上任何的官吏,能用“国家的威权”一句话来排斥民族的要求,像我国在五千年前所发生的吗?而这事竟还被视为极自然而极有动劳的呢?
当我把凡日耳曼运动及和罗马的斗争,加以研究之后,得到了下面的两个结论:这种运动,因为它对于社会问题的意义不明白,所以失去了民众的奋斗力量。
这是第一点:因为加入国会,所以失掉了推进的力理,并且为国会的弱点所牵累。这是第二点。
他们反对教会的斗争,致使失掉大部分下层以及中等阶级的信任,并且再失掉了大多数可称有民族性的优秀分子。
奥地利国人的“文化斗争”(kulturkampf)的结果实际上简直是等于零。
倘使政党并不想摧残民族的道德,那就不应该和宗教问题发生任何的关系一样。宗教也不应该混入政党的阴谋中去。
如果教会中的长老,他们利用宗教的制度和教义,去损害他们自己的民族,那他们便不能得到人们的信徒;他们不应该以自己的矛,来攻自己的盾。
一个政治的领袖,他如果具有改革家的优点的话,是绝不该去干涉人民的教义和组织的,否则,他就不应该去做一个政策家;而宜去须知一个宗教改革家了。
其他无论什么态度,都要能上能要引起大祸来的,尤其在德国。
基督新教(protestantismm)自能促进德国内在和纯洁民族的爱国之心,或是维护日耳曼民族的生存、语言、以及自由,因为这些都是新教的根本要点;但是要从恶敌的手中去把民族教出来,这一个企图,在新教是极端仇恨的,因为他对犹太人的态度,差不多成为一个信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新教条对之,仍是抱着怀疑莫决的态度;——如果这问题不能得到那么,复兴日耳曼的一切企图,大都缺乏意义而或者没有成功的希望了。
我们现在的两种教义,对于犹太问题所取的态度,不是和民族的重要以及宗教的需求,都不相合吗?试把犹太的牧师对于一切有关于犹太人的问题所取的态度,来和我国的牧师(这两教派的大多数牧师现在业已停职!)的态度两相比较一下,那就可以明白了。
这一些,在我们拥护抽象的观念的时候所常有的一种现象。
凡是“国家权威”,“民主主义,”和平主义,”“国际团结”等等观念,我们常使之变为一种固定而纯粹的理论,以后主是碰到了有民族切要的事件,就可发一概由这个观点来给予判断了。
凡是在凡日耳曼运动失败的各处,基督教社会主义党因为都十分的看明白了,所以处置起来,都很妥善而有计划的。
基督教社会党对于民众的重要性有着很深切的了解,所以一开始便明白宣布其社会性,以便吸引一部分的民众。
自从他真正收纳了下层中等阶级及工人阶级之后,便得忠实而有牺牲精神的党徒。
这党为了要避免和任何宗教的团体发生吉突,因此便被有势力的教会所与以拥护。
这党很深切的知道大规模的宣传的价值,并且专从心理上去影响一般民众的本能。
这党一心想救援奥国而遭遇了失败,他的失败的原因便是要方法的错误,(这是有着两方面),和目标的糊涂。
它的反犹太主义,是依靠了宗教的观念,而不是以种族为基础的。
这种错误的由来,正与千万第二错误的原因相似.
它的创始人以为始果基督教社会主义党要救援奥国,那就不应该根据了种族的原则;因为假始是如此,那么,奥地利在不论何种情形之下,全国必解体的,这党的领袖,以为地奥地利现状下的维也纳,必须尽力避去分裂的趋势,百应该拥护促成统一的妯点。
在那个时候,捷克分子大量的侵入了维也纳,所以对于一切种族问题,大都作着极的容忍之外,竟也无法可以使这些分子不反对日耳曼民族。
假始要救援奥地利,那么,这种分子也是少不来的。
所以该党的领袖竭力排斥曼辙斯特(manchester)的自由思想派,以谋联络维也纳于中的大多数捷克小商;他们想靠了这点为根掠宗教的反犹太主义增加一个口号,并且想藉此而化除旧奥地利的一切人种的纷争。
这是十分明显的,根据宗教而起来的争斗,对于犹太人不会感觉到多大的痛苦的。
假使情形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只要有一滴的圣水,便可以解救了他们的危难,而且还可以保存着他们的犹太教。
因了解种不彻底的办法,就使得基督教社会主义党的反对犹太人的主张失掉了真实价值。
这种虚假的反犹太主义,比了无论什么都坏,所以与其有实上还不如无,因为人民已被人牵住了鼻子呢!
吕格儿博士假使是生在德国的话,他便可以做我们的民族伟人之一;不幸,他这个人和他的事业都发生在无能的奥地利。
当他死的时候,巴尔干的微弱的火争,已经慢慢地日见扩大了,所耳慈悲的上帝特地夺去了他的生命,因为不忍使他目睹到他自信能够防止的事变。
关于日耳曼民族复兴的目的和理论,凡日耳曼运动都是十分正确的,可是,在他所选择的方法是不大恰当的。
这种运动,是有着他固有的民族性的,但是因为缺少社会性的缘故,他因此不能得到民众的同情,这是很可惜的!
他的反犹太主义,是革于种族问题的重要,而不是基于宗教的原理。
还有,他反对一种确定的教义,那是在事实和策略上完全是属于误谬的。
基督教社会主义党对于运动复兴日耳曼民族,他的目标过于含混不清,不过在他的一政党而盲,那他的方法实在是对的。
因为这党能够认识清楚社会问题的重要,但是,反对犹太人的斗争方法,这不免是错误的,而且还把民族的观念的重要忽略了。
在当时我极不满意而失望了,而且我知道了奥地利的空虚,我愈感到要拯救奥地利上无望的了。
我深深地感觉到奥地利是代表日耳民族的不幸。
我又深信奥地利阻碍了真正伟大的日耳民族,而赞助非日耳曼民族和一切其他的事。
我于是憎恨着维也给的人种的驳杂。我更憎恨着捷克人、波兰人、匈牙利人、罗沙泥亚人(ruthenians)塞尔维亚人(serbs)克罗特人(droats)的聚集在一处,最讨厌而憎恨的,便是到处可遇凶的寄生的犹太人。
我毫无一些爱护奥地利的心意,但是,对于德意志帝国是永矢弗忘的。
所以我看到奥地利帝国和崩溃,便是日耳民族得救的开始。
因此,我想回到我情感所寄托有秸德国的心念愈切,因为我在幼年时代已私心向往了,我希望我将来做一个著名的建筑家,不论命运是怎样,我必专门为民族效劳。
我希望我能够享受我应有的幸运,并且要在他那里参加国事,我最热烈的志愿,终将实现在那里,这便是我所爱好的家乡。
能够和祖国——德意志帝国——联合而成为一个国家。
在我的一生之中,维也纳实给予我最艰苦的而又最完备的训练;到了现在,我才能开始能够完全认识了这几年中的训练的价值。
我对于这时期与以详尽的论述,就是因为在这时期中我明了我党主义有关的问题极多的缘故。
我党在创始的时候,规模很小,仅仅五年(本书写于一九二四年,)便就变成了一个伟大的民众的运动。
倘使命运不是虽给了我这种经验,使我的政见有了确切的。基础,那么,我将不知道用什么态度去对犹太教会民主党,马克斯主义以及其他所包括的一切社会问题了。
第四章在慕尼黑
一九一二年的春天,我到慕尼黑(munchen)去。
这真是一个处处和维也纳不同的德国的城市啊!
当我想到维也纳那种各民族杂难处的情形,心里感到很不快。
慕尼黑的语言,差不多和我的语言相同,使我回想到青年时代在下巴维利(lowerbavaria)的那种情况。
此地在各方面都和我有一种亲密之感。
我和这地方的关系的深切,实在远过于世界的其它各地;因为,这地方和我的发展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的缘故.
联盟的赞成者,在奥地利仅仅只有哈普斯堡的皇胄以及日耳曼人而已。
因为哈普斯堡的皇胃的赞成,就是出于强迫计划;日耳曼人的赞成,是轻信和不明白政治的缘故。
由于轻信而赞成者,就是因为他们想藉三国联盟(tripplealliance)来谋日耳曼帝国的强盛和稳固;由于不明白政治而赞成者,就是因为他们的想像和事实不符,他们的所为,实在不过是日耳曼帝国,附着在一个国家的僵死上而已;所以结果必使他们堕入深渊而不能自拔;况且联盟能够使奥地利慢慢地脱离日耳曼的民族性。